邓志旺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

 

两会期间，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再次对控制广州房价问题表态。公开对本市房价问题敢明确表态，且决心之坚定、态度之诚恳，在全国数百名市长中实属罕见。3月26日，在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张广宁又一语惊人：住房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好一个政治问题！一语中的呀！这句话在笔者个人看来，也许是迄今为止对房价此番暴涨最为尖刻也最为深刻的官方表述。因为即使偏激如已辞职的易宪容者，其诸如《谨防房地产要挟整个国内经济》等文更多还是把房地产暴涨看作一个纯经济问题，甚至仅仅是经济中的一个金融问题而已。

沿着张市长这一思路，笔者想到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住房问题是政治问题，二是住房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问题。

我们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是这样界定的：如何生产，怎样生产，是一个经济问题；如何分配，则是一个政治问题。回顾这短短的几年，住房表面上是某一部分人的投资理财工具，实质上却已经沦落为加大社会分配不公的工具。富人买宝马甚至买直升机我们没有意见，富人们炒股票炒期货我们也没有意见，就是他们买别墅买庄园我们本来也没有意见的，但问题是他们拼命地买房子炒高了后再卖给我们，我们就不能没有意见。这样的说法依据在哪里？我们透过“房奴”们的自嘲、“不买房运动”的一度兴起、“合作建房运动”的轰轰烈烈等现象，从更全局、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一组数据，也许这对认识近两年房地产暴涨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帮助。2003年，深圳一手住宅均价5680元/平方米，销售面积806万平方米，销售金额为458亿元；2004年5997元/平方米，2005年7040元/平方米，2006年9956元/平方米。以2003年的销售面积为基准，我们不难算出近三年每年因房价上涨对财富的吞食：2004年为25亿元，2005年为110亿元，2006年为345亿元，可以看到房地产正以加速方式套取资金。也就是说，仅仅2005－2006年这短暂的两年，在这个仅仅两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超过500亿元的资金被卷走。难道这真是深圳老百姓一夜暴富后的财富释放吗？可是依据深圳官方的统计数据，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两万五千元增长到2006年的两万九千元，增长幅度为四千元，按照深圳市2006年常住人口843万的口径，在不考虑CPI上升的前提下满打满算2006年所有深圳老百姓口袋的新增入总和为337亿元，低于2006年仅仅房价上涨因素从老百姓口袋掏走的345亿元。如此一比较，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经济增长的好处全然被房价暴涨所完全抵消。在任志强等一干人“只为富人盖房子”的嚎叫声中，房地产正一步步沦为加剧贫富差距的帮凶。。

我们接着回答第二个问题，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问题。进一步深究，考虑到低收入人群并没有进入住房购买市场，而富有阶层往往已经有多套住房，因而实际上最终承受高价的往往是那些中间层家庭。有中国社科院的最近研究作为佐证：其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我国中产阶级正面临住房按揭贷款支付危机，相当一部分家庭月还贷额超过月收入的50%”。处于中间层的中产阶级的成长，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标志。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从收入角度来看收入构成呈橄榄型：两头（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小，中间（中产阶层）大。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中产阶级占全部家庭的70%以上，法国则为65%。所以，欧美对自己国内局势是否稳定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就是中产阶层在全社会的比例。而此番房价上涨，悄悄地掠夺了中国准中产阶层依赖劳动积累的财富，扼杀了中国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这难道不是一场专门针对准中产阶层财富的合法剥夺吗？我们可以预期，一旦房地产泡沫消退，住房成为负资产，诸多准中产者将被拽入赤贫状态，这毫无疑问同时也在危害我们社会的和谐。

联系到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东部沿海依靠政策先富起来了，然后西部大开发启动了，中部地区感觉明显被冷落。幸运的是，中央政府及时地做出“中部崛起”的战略部署，推动了中部地区的发展。现在，内外资所得税统一、继续免资本利得税等措施在保护富有阶层创富的动力，新农村运动、廉租房制度、低保制度、全民覆盖医保制度等则为维护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的尊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准中产阶层，则正在被所谓的市场机制合法地剥夺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又有哪些政策措施来保护他们呢？